前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出自十九大报告，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方针目标，以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的总要求。

在十八大报告面世之初，决策层主要还是强调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思路。实行城乡一体化战略的本意是希望以城带乡，但由于我国城市发展具有强大的虹吸效应，实施过程中基本上把农村的人、财、物都吸到城里去了，而乡村对各类资源要素的吸引力远不够，加上制度因素，造成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

智域咨询作为服务500多家政府国资平台企业的管理咨询机构，在深度服务多个地区的地方政府制定“十四五”规划的过程中，能够深切体会到很多地方政府对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视，但是面对这样一个顶层设计从城乡发展一体化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战略调整所形成的复杂局面下，对于具体振兴什么、如何振兴、专业第三方如何有效参与振兴工作等等问题深感不易，踟蹰不前。

智域咨询非常清楚乡村振兴工作的系统性、复杂性和实施过程的困难程度，在深感意义深厚责任重大的同时，也从中看到自身机遇，故树立以引导乡村振兴为己任的信念，积极组织、统筹资源，动员各路专家智囊与实战高手，成立智域咨询乡村振兴事业部，专业助力乡村和政府，并为深度参与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进程做好持续而充分的准备。

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对于研究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系列关键问题的思考，具体整理为乡村的主体、商业的角色、社会的视角、振兴的内容、服务的梯度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并逐步展开。

（一）乡村的主体

乡村振兴的首要问题：谁的乡村？

这是一个老问题，曾在一些民间自主发起、呈现一定思想探索性的乡村建设活动中出现，并在公共舆论场域被放大和关注，当下对这个问题的追问和回答仍旧不过时，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对乡村振兴工作中对乡土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等诸多具体问题的判断。

乡土社会与生俱来的生命力，来源于那些与乡土生活打交道的人，无论是世代长居于此的老乡民，还是各种原因由外地新近迁入的新乡民，只有扎根于乡土以来自乡土社会的生产资料与人际关系为生存根基、真正心系土地根脉的他们，才是构成整个乡土社会的主体。

所以，乡村应该是“在乡者”的乡村——人，才是最终目的。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不难，但实际做起来不容易，这源于乡村振兴工作实施过程中必然面对“商业资本话语权的主导要求”与“乡村经济内生性的自主要求”的矛盾，而且在政府领导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我们还要防范过度治理、过度补贴对于乡土社会本就脆弱的市场经济活力造成被动压制的不利局面，这些诸多考虑的背后是乡土社会对商业资本“怕他不来又怕他乱来”的心态。

所以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关键问题，外部商业资本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二）商业的角色

乡村振兴工作是党和政府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多地试点、统筹进行的，旨在改变城乡之间要素单项流动的局面，最终目的是要在“产业、生态、乡风、治理、生活”五大方面帮助乡土社会激发出自主可控的内生活力。

但是现实中我们往往看到：站在商业的立场，外部商业资本基于获利本能参与乡村振兴的理性考量是选择优质供应和降本增效；而站在乡村的立场，则需要在考虑可持续性的开发本地经济潜力的同时保护自身的乡风民俗，最好还要充分考虑所有在乡者年龄跨度与教育发展水平，带动大家共同富裕。

跳出来看，作为给乡土社会带来外部资源与助力的商业资本，应当在充分调研在地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发挥自身的长处，约束无序扩张的冲动，围绕乡村自身优势与局限扬长避短地反向决定商业资源的引进与配置——这种社会视角为我们带来必要的社会责任感：也只有扮演好“摆渡者”角色助人自助的商业资本，在乡村振兴工作中才能最终实现成人达己、多方共赢。

这就要求我们要警惕那些把商业利益置于乡村发展之上、甚至把“在乡者”推出去的做法，像西递宏村那样被商业资本吸收了的乡村，只是一个农业遗骸，农民可能是雇佣者，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被绑架——这并不是反对乡村文旅开发，而是反对村民失去主体性，并且这也不是乡村振兴的全部。所以我们不能把商业资本主导城市开发的那“套圈地经济”模式简单复制到乡村里来，而是应该在在政府承担基础设施类低效投资的基础上，加大对自主生产力改造的引进和投入，培养和蓄积乡土社会的内生力量，真正实现重振乡村活力。

那么在社会视角下，我们还能看到哪些机会和必要的社会责任感？

（三）社会的视角

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是党和国家对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承诺与践行，从“扶贫办”改为“乡村振兴局”的做法来看，推动乡村振兴计划的深度实施，更是实现了人类社会历史上最大规模减贫脱困任务后的目标升级。

所以商业资本在乡村振兴工作中需要充分借助政府的政策东风、结合各地乡土社会的实际情况，同时带着对于社会整体发展演化的观察视角下的关键思考，为乡村振兴找到因地制宜的实施路径，与乡土社会一并启程。

一、关于经济：如何恢复乡村作为承载和转化社会危机的蓄水池功能？

温铁军在新中国应对十次危机的论述中，揭示了成功化解社会危机的一个重要规律：城乡二元互动结构下，每当面临由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危机，新中国的领导者只要能将城市失业人口成功转移安顿至乡村，让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付出劳动能有一顿饱饭，再逐步刺激经济恢复活力，危机最终都能成功化解。

跳出来看，我们之所以能够解决危机顺利过关，有一个重要前提：由于我们国家属于传统农业社会，城市人口体量远远小于农村人口体量，实际需要输出到农村的城市人口对在地农村人口数量的占比差不多是1:10的比例，所以当时的乡村解决大家吃饭问题并没有很大压力。

目前乡村面临最大的现实问题是，大城市对产业和人口的虹吸效应导致乡村普遍产业与人口的空心化，城乡人口比例处于严重失衡状态。而事实上城市自身问题也非常不容乐观，目前国际政治竞争格局的影响已然深刻地改变了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国际贸易战与单边保护主义打断全球化产业链分工、部分外资与产业撤离中国等恶劣的经济手段，直接导致国内许多外贸型产业经济受到严重挤压，这也直接加剧了诸多城市微观经济活动的竞争激烈程度——而社会财富分配的局部失衡，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和机会越来越少的残酷现实，直接推高了年轻世代“躺平”思潮背后的反抗情绪。

从决策层做出国内、国外经济“双循环”结构的顶层设计来看，当下国内的整体经济振兴需要充分激发和利用具备超大经济纵深与规模的内需市场作为主引擎，国外有效市场作为补充。而站在乡村振兴的角度，更多还是要在国内经济大循环框架下，充分利用城市产业与生活消费衍生出的需求，积极参与到国内经济链条的重构过程中去。所以通过系列乡村振兴工作，建立起产业与人才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互通流转机制，发展“城乡供需高频互动”的产业经济，以增强社会应对潜在经济危机挑战时的蓄水转圜能力，对于此刻的我们尤为重要。

二、关于人才：如何借助乡村振兴机会带动人才升级以满足产业需求？

站在产业角度观察，区别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在保有基本红线的农业生产基础上，社会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自身坚定立足成为全球产业链中全门类工业国的战略定位，未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仍将坚持该战略优势，与此同时，开拓科技创新的国际竞争发力点与社会财富增长点，并通过向全球输出产能巩固自身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地位。

伴随着国内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我们国家未来的中产阶级的结构主体也必将明显区别于欧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具体组成与成长路径。目前国内部分地区出现“制造业用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的矛盾现象，而仔细探究分析后不难发现，社会对产业工人与技术人员两类人才资源的配置模式存在较大差异。

首先谈谈制造业用工荒。用工荒是大多产业粗放型发展城市目前新旧产能转换过渡阶段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背后通常是“传统低端制造业的低效率与薄利润”与“劳动力效率成长叠加物价上涨共同推高对薪酬水平的要求”之间的矛盾。目前这种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熟练劳动力供给不足，同时还伴随部分地区大力鼓励产能升级淘汰传统落后产能，在这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国内出现了一股区域间产业转移的趋势。

所以对于一些产业相对匮乏落后的地区，值得探讨如何在这股产业转移趋势中找到有利于本地发展、尤其是能与乡村振兴有关的项目加以承接利用。同时还要像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论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一文中建议的那样，积极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形成，以缩小二元劳动市场的差距以及改变劳工市场二元化的现状——在设计符合本地要素特征的产业振兴路径之初，同步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落地，既是作为促进发展的产业配套，也是在劳动力供给的源头为乡村的基层职业蓝领群体找到技能提升与收入增长的机会突破口，助力蓝领阶层成长为未来社会中产收入群体。

再来说说大学生就业难。大学生就业问题主要是因为大部分高校专业学科培养的人才更倾向于满足于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社会第三产业需要，而我们国内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相对于高校毕业生井喷式增长普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所以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相对出现“产能过剩”。

现实中除了一部分人继续学业深造，以及少数人才紧缺的专业学科学生毕业后能够实现对口就业，大多普通的大学毕业生则选择向没有专业对口工作的现实妥协，地随着城市产业发展中出现的跨行业就业机会而分流，并通过工作中的自主学习发展相应的职业技能体系得以在城市落脚安身，这部分人通常挂在嘴边的是“做的跟学的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当然也有相当比例的一部分大学毕业生选择携专业优势参与到与乡村建设有关的事业中去，或返乡就业，或成为乡创主力。所以那些具备知识基础、学习能力、宽阔视野与创新活力的大学生群体，不管是时运不济而未在原专业学科领域得以立足的，还是对于乡村建设亦早有志向的，他们都是我们在乡村振兴工作中需要为乡土社会积极争取的对象。

所以我们作为乡村振兴的智力服务与商业运营机构，在未来做乡村产业振兴和乡村品牌推广工作时应考虑打通与高校的合作渠道，为乡土社会的大量优质供应拓展潜在消费群体的同时，积极抢占乡村振兴思想宣传高地，并通过提供社会实践的方式吸引人才下乡。

三、关于资源：如何对乡村的资源禀赋进行充而合理的利用？

在乡村振兴的具体方案中，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本地乡土社会或周边一定区域范围内可利用、可投入再生产的资源禀赋。站在产业的角度来看，乡村的资源分为物产资源与文化资源，如何充分挖掘乡村本地物产资源与文化资源的价值，助力乡村品牌在经济链中获得定价权与溢价能力，将是乡村产业振兴工作的重中之重。

乡村的物产资源，除了过往发展村集体经济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物产资源外，还包括乡村赖以生存的山水田林湖草生态环境，在实际落地运营过程中，除了遵守相应法律法规做好保护修复工作外，更多是如何合理开发有效利用的问题，值得高兴的是，国内部分试点区域内的乡村已经在政府主导推动下，开始落地实施土地产权直接入市的“三权分立”制度，并通过成立村一级的股份公司，将原先“山水田林湖草”等这些非标化的物产资源，在金融股权层面实现标准化并顺利投入到市场经营中。

乡村的文化资源，需要从两个方面看待价值：一方面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乡村民俗生活中独特的文化体验非常适合成为对外吸引社会关注和消费流量和打造乡村品牌的有效抓手；还一方面是在重建乡土秩序过程中，独特的乡土文化能够发挥对内重振精神、凝聚人心的作用，有助于激发在乡者共同参与建设乡村的主体意识。所以对于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不仅有助于激发乡土社会生命活力提升乡村内生经济能力，还有助于吸引外部人才对乡土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激发参与重塑超越血缘关系的群体分工协作的兴趣，释放潜在的集体生产力。

基于以上社会视角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哪些乡村振兴的具体切入点？

（四）振兴的内容

一、经济发展

1、产业振兴

按照市场规律招引外部产业，同时激发基于资源禀赋的内生创新；

2、人才振兴

围绕产业建设职业教育体系，并创造性吸引并扶持人才返乡创业。

二、文化复兴

1、民俗新貌

基于当地民俗生活记忆，创新符合市场需求的文旅体验；

2、涵养精神

革新乡土社会过时观念，振新村民生产活力与精神面貌。

三、参政活力

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土社会真正的稳定繁荣，一定要有能够培养精英乡贤阶层的制度保障，为此我们提出一种制度改良的框架性设想：

在充分理解和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调整制度约束机制，降低外来人口融入本地乡村的门槛，为那些具有乡土情结、文化认同、社会理想、经济实力与实践能力的新生代人才与社会精英群体，提供一种抱团打造理想家园的现实选项，并让这种选项具备可自主塑造归属感的潜在吸引力。

现提供一组拟定策略以供讨论：

1、在村一级行政单位打开产权绑定户籍的刚性约束，对特定人群改“对户籍身份的统计”为“对关联总体收入的社保税收账户的统计”；

2、乡村敞开接受“保留城市户籍的人才”下乡挂靠，鼓励新生代群体自愿结伙下乡成为新的“在乡者”群体，设置适应过渡期，期间保留城市身份；

3、此类“在乡者”在满足既定贡献要求并顺利生活过渡一定年限后，可正式将户籍身份迁入乡村所在地；

4、新老在乡者均享受集体产权待遇，同时保留城市产权积累；

5、鼓励真正的在乡者共同参与乡村自治实践，塑造稳定的群体归属感。

跳出来看，这也是实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种基本形态，当我们能够看到乡村从这种制度减负之中释放出来独特生命活力的时候，相信人们会更愿意驻留并融入乡土社会。

（五）服务的梯度

我们秉持一事一议的原则，充分尊重当地政府及主管部门的意愿，根据乡村振兴对象的实际情况提供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在合理的共识框架内提供相应层级的服务：

1、项目咨询

对于当地政府财政实力较强且更愿意全面主导乡村振兴的项目，我们可提供相应的战略定位与规划运营方案咨询指导，由当地政府及村集体自主实施；

2、托管运营

在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组织战略管理运营团队、整合社会资源，全面深度地参与到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去；

3、联合开发

对于一些当地政府与我们彼此双方高度认可的项目，我们可以进一步考虑带着资本、资源与人才团队等关键要素，全力参与护航并最终融入本地的乡村振兴，具体可联合地方政府城投平台企业共同组建乡村开发主体平台，通过创新、招引等方式激发产业活力，成熟后完成交付并自动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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